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载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要的是产业兴旺。产业兴旺离不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离不开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支撑。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核心、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纽带、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为基础，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通过股份合作、订单生产等利益联结形式，形成的关联紧密、分工明确、链条完整、利益共享的紧密型组织联盟。

新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各地按照中央提出的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要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产业融合模式探索。其中，安徽省通过发展现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有效解决了农产品供需错配、稀缺要素导入不畅、农业经营主体功能定位不清等难点问题。联合体将市场信息经由龙头企业判别转化为生产决策，沿产业链反向传导至生产环节，同处产业链上下游的主体实现信用共享、风险内控，降低了资本导入的风险和交易成本，将联合体降本增效的整体增值收益合理回馈主体，实现多元主体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极大调动了各主体融合发展的积极性。

随着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带动农民发展、共同致富的模式也在不断创新。安徽、河北等地探索形成了由一家龙头企业牵头、多个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参与、用服务和收益联成一体的联合体形态。这对于新形势下创新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构建农户参与并分享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又一新概念。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联合体的支持力度

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我部指导各地发展一批龙头企业牵头、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广大小农户参与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抱团发展。

我国独特的资源禀赋、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以及时代发展大势，决定了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殊路径、价值追求、显著优势、巨大潜力。应置身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背景，全面考察、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规模巨大、“四化”同步，蕴含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开创性意义。

不同的人口规模意味着迥异的现代化难度系数。我国有超过14亿的人口，其中农村人口约5亿人，这一巨量级的人口要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创举。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粮食安全保障之难，需要以约占世界7%的耕地资源，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并实现现代化;意味着艰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庞大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巨大的基层治理难度。这也意味着，“人多地少”“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农户户均经营规模7.8亩，大致相当于欧盟的1/40和美国的1/400，经营耕地10亩以下的农户达2.1亿户，95%的农户属于世界银行划定的“小农”范畴。这对我国推动小农与现代农业相衔接、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稳步推进城镇化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人口规模，我国区域差别也是巨大的。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地理、气候、经济基础等条件千差万别，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制定农业政策等难度更大，对因地制宜、推动差异化发展的要求也更高。

与西方现代化“串联式”发展路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发展过程。从增长的难度看，西方国家现代化大多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跨度，我国真正的现代化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建成目标时间是2049年，跨度为100年。高度压缩的现代化，意味着必须保持一个显著高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速，也要求农业现代化的快速跟进，以提供粮食、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支撑和保障。从协调的难度看，西方国家“串联式”现代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依次发展，界限相对分明而又相互衔接，我国的“四化”是叠加的，上一个阶段的发展任务尚未完成，就不得不同时面对下一个阶段任务。比如，农业现代化必然伴随农村人口的减少，西方国家通过工业化机器代替人力效应和城镇化的农村劳动力减少效应，可以水到渠成，而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在城镇化走过半程时就启动了，还有数亿农业转移人口尚未融入城市，这就要求既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又保留农民对土地的相关权益。强化系统观念，注重扬长避短，激活“四化”同步“乘数效应”，就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整体跃升，为人类社会现代化提供崭新案例。

共同富裕、土地公有，蕴含着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性旨归。

共同富裕的前提是要增加城乡收入的绝对量、缩小城乡差距的相对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从资本主义现代化史看，农业农村发展受资本至上、利益至上逻辑的主导，极易导致贫富分化和小农户的困境，很多国家农民仍过着贫穷的生活。20世纪中期以后，一些西方国家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开始调整政策，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仍存在过度规模化导致农业寡头、农村生活设施建设缺乏、农民生活不确定性增加、西式民主边缘化农民诉求等明显弊端。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注重实质上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而且注重推动城乡融合;不仅保障农民的食物、住房、医疗、教育等物质条件，而且保障教育、文化、科技、环境等方面的进步和提高;不仅确保发达地区农民富裕，而且追求落后地区农民也能实现共同富裕。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首要生产资料，更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下，容易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失地乃至贫困现象，17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就上演了一幕幕“羊吃人”的悲惨现象。而如今，不少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众多城市“贫民窟”也是其表现之一。此外，一些国家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过度开发、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枯竭等恶果。在我国过去的现代化进程中，土地公有制成为“中国奇迹”的最大奥秘之一，国家能够根据发展需要，在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和耕地保护制度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规划，推动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开发，有力保障了工业化、城镇化。从农村来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必选项，是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又能保障农民利益的基础性制度。通过“三权分置”等创造性的土地管理制度，配套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上以立法和政策手段来调控土地利用和保护农民权益，将有效激活农村发展动力活力，夯实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后院”，让农民利用土地有利可图、在城市打拼进退有据。